稍稍對香港社會有認識的人，都知道湯家驊是誰。容許我用一百多字去概括他的一生：少年窮，曾與譚詠麟夾band，其後考入港大第一屆法律系，全年走堂自修考第一兼且一級榮譽畢業，獲獎學金到牛津大學修讀，回港未執業先與大律師公會對簿公堂，勝訴後執業至今，近廿年從政並創立公民黨，民間一直瘋傳 / 抹黑他有桃色醜聞，政改轉賠率熱至封盤，最後企硬否決，退黨後成立「民主思路」至今半年，主張溫和中間的第三條路。
宏觀一點，部分曾與他交手的政治記者紛紛形容他是好人，更覺得他很天真很傻。他笑著承認：「哈哈，我覺得天真是好事，有天真才有幻想，有幻想才有成功的一日。如果做人沒有幻想，沒願景沒視野的話，不適宜從政。我覺得自己不是那種妄視現實的天真，而是有理想有幻想的天真。」打從心底裡欣賞他的天真，可是他的中間溫和民主路，既是「中間」，有人更覺得是「忠奸」。他明知這條路不易走，兩面不是人，成功機會極低，但他深信香港不這樣走的話，別說民主真假普選，就連一國兩制亦會提早玩完；另一邊廂，他不斷承認香港是弱者，面對強勢中共，抗爭沒效用只會令情況惡化，倒不如知己知彼，討好中央換取互信關係，才有一絲希望。說到這裡，有人面紅耳赤，有人暗裡點頭，他不慍不火地問句：「難道你真相信明天重啟政改五步曲的話，北京會給香港人普選嗎？可惜很多香港政客依然認為，北京最終會跪低要香港人接受普選，但這肯定是完全錯誤的判斷。」
面對天真的人，實在難有共鳴；面對堅守中間的人，更加難以駁斥。姑勿論如何，湯家驊在訪問中再三強調：「千萬不要妖魔化對手。」先旨聲明，我們依然視他是民主派，就來一次沒有妖魔化的訪問，讓他真情流露。
湯家驊既是律師，亦是三屆民選議員，不用與他寒暄熱身，直接問他對香港政治的前景，樂觀還是悲觀。意想不到第一條問題，他經已矛盾起來。「我經常說自己是『悲觀的樂觀者』，對前景的判斷，通常採取比較保守和悲觀的態度；但對於如何去改變，我始終樂觀及盡力而為，希望能夠改變。的確是有點矛盾，但我覺得做事積極，總好過悲觀保守吧。」
前景看得如此悲觀，此時此刻，中立溫和的第三條路，真的能夠走下去？「如果我認為走不到，我就不會走啦，疊埋心水做大狀好過啦，不會搞民主思路啦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很明顯的。」然後，他娓娓道來自己對溫和民主派的整套理論，的確有點沉悶、有點說教、有點天真，但他還是有問必答的。「我的智庫不是叫『中間思路』，而是叫『民主思路』，即是有取向的、有目標的、有原則的，只不過爭取目標時，和現在所謂民主派政客的價值觀有分別。我們認為從政不只為了入到議會或者留在議會，這樣不是目標，只是過程、手段，it's a means not an end。從政者應該要以最低代價爭取最高成果，卻不是以最高代價爭取最低成果，甚至沒有成果。過去一年，我們用了很高代價卻爭取不到成果，代價是社會撕裂，父母兒女不能坐下來傾談，朋友之間互不相認，同事們不瞅不睬，我覺得是徹底失敗，亦是我辭去立法會議員的原因之一。」
社會完全撕裂，難道第三條路就可以拯救香港於水深火熱中？難道穩住一國兩制最為重要，沒有真普選依然收貨？湯家驊毫不猶豫，表示認同。「現在我們確實沒有民主，未有我們渴望的那種民主，但香港社會不值得留戀嗎？我又覺得不是喎，香港始終有很多自由，最低限度每天可以罵梁振英，但一國一制就不能夠。另外我們有法治，可以司法覆核挑戰特區政府，但如果香港失去了一國兩制，上述所有東西都失去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還願意留在香港嗎？我經常覺得，香港有很多政客，要走的話隨時可以，但很多年輕人走不了。那麼，他們用下一代前途來做賭注，公平嗎？」說穿了，一切都是代價與成果的博奕問題。
問題是，中央政府真的會／想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嗎？「知己知彼啦，要嘗試代入他們的位置去思考一下，我認同你所說，我不相信中央會隨隨便便取消一國兩制，但當你逼到他們無路可走，覺得香港實在太煩，不尊重他們，大家毫無對話，導致中央覺得是否收回香港也沒分別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他們可能寧願變回一國一制。」這樣的話，中央會失信於天下，但會否用方法癱瘓香港，又另作別論。「來到今天，我相信北京仍想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直到2047年，可是又愈來愈不願意撐下去了。這一刻，我覺得一國兩制失敗的機會，與回歸十八年前相比，情況是每況愈下。當日回歸時，我們希望愈來愈民主，中央亦希望香港愈來愈靠近中國，但兩個期望都失落了，到底十八年來，我們做了甚麼事，導致一國兩制到達瀕臨崩潰的邊緣？」曾鈺成說過中央有心魔，湯家驊則說雙方有戒心，現在更惡化至互相敵對和厭惡。「如果不再去修補雙方關係，一國兩制可能明天就沒有了。」
誰都明白修補中港關係、與中央溝通，總比破壞為佳，好像孝順父母永遠是真理一樣，只不過很多人害怕溫和民主路，其實是一條不斷讓步的不歸路，正如湯家驊也不只一次承認：「中央的確至今從不妥協。」既然無法令對方妥協，難道就要自己一方妥協？「很多人的priority放錯了，要求北京先讓步，自己才肯對話，但平心靜氣地想一下：第一，全世界有否出現過這些情況？有的，不過是強者要求弱者；第二，過去十八年，哪次真是坐下來與北京官員對話？政改？那次都不是對話吧，每人只有五分鐘發言時間，然後對方有二十分鐘回應，這樣是對話嗎？不是。真正的對話，就像現在你說一句、我說一句，大家嘗試了解對方，但過去十八年來，我們沒有對話，現在弱者還叫強者跪低了才肯對話，你說這樣會有成果嗎？」
明白、認同、知道，但香港人是否需要大方承認自己是弱者？「不是承認，而是知己知彼，要知道自己的強處和弱處在哪裡。回歸時，我們的確是有強處，香港的生產總值是中國的20%，今日卻只是3%，經濟學者更認為十年內會跌至0.5%，那麼我們還有甚麼籌碼？金融中心？樞紐中心？你看看上海、廣州，就連深圳的生產總值都超越我們了，香港還有甚麼籌碼可言？」沒有籌碼的話，香港人就只好認命？
香港競爭力每況愈下，是事實，但畢竟透過與中央對話來爭取民主從未成功，也是事實。這時，湯家驊反應極大：「未試過怎能說從未成功？」偏偏抗爭，卻曾經勝過好幾仗，例如23條無限期擱置立法，而國民教育又看似能夠推遲五年。「沒錯港大校委事件都有成果，（截稿時）特首還未任命李國章，但不擔保明天不任命他，亦不擔保一年後國教不會重來。難道這就是成功？我覺得不是，最好的例子是佔中，有否令我們的政改成功呢？（某程度上，有篩選的政改方案依然企硬不通過；客觀上，湯家驊那一票依然是反對。）再看中共的歷史，經歷八九民運，全世界都杯葛中國，但中共有否屈服過？沒有，到今天都未有平反。所以，你只能夠以史為鑑，以經驗來說，似乎過去幾十年這個策略也行不通。當幾十年都行不通時，我會想另一個方法。」有趣是，激進派都說泛民迂腐沒用，需要全新思維去走另一條路，而湯家驊和激進派的想法相近，只是彼此手段各走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。
具體來說，湯家驊所說的另一個方法是甚麼？十月中旬，民主思路委託港大做民調，結果顯示41.9%受訪者說自己「傾向中間派」，只有28.4%的人是「傾向民主派」；不論受訪者的政治取態如何，有69.3%受訪者認為，香港需要一股介乎建制派與民主派之間的溫和中間力量，59%人更說第一件事要「建立互相尊重的政治文化」，比排位第四的「推動民主發展」更重要。他解釋：「早在我組織公民黨時，我已說香港這個『餅』，最大那份不是民主派，而是中間力量。這次民調完全證明我的看法和視野都是正確的，當然我同意一個民調不代表是最堅實的證據，但這是很清晰的啟示和起點。確立了香港社會的看法後，首先我希望影響不同政黨和從政者，不要以妖魔化對方為指定動作，然後最低限度要出現新的力量，可能要培養年輕人去參選，讓香港人重新選擇，這是方向之一。每個星期，我都會去不同大學作分享，並不是次次有人擲蕉上台用粗口罵我……當然有，但不多，亦證明我不是白做的。」
那麼，短期內民主思路希望取得甚麼成果？湯家驊直說：「當然希望修補和中央的關係，達到一個雙方都願意參與的會面，在北京抑或香港也好，希望不是要爭論達至某個目標的會面吧。我們看到習馬會是沒有目標的，習奧會也是一樣，大家沒有太大期望，只是花了一整天在Camp David，與卡梅倫會面也是去酒吧飲酒而已。畢竟大家實在疏離得太久，將對方妖魔化太久。第一步絕對不是坐下來傾談何時重啟政改五步曲，而是好像結識朋友般坐下來認識對方。你追女仔呀，第一餐都不會立即求婚啦，對嗎？」他承認尚未做到這件事之前，只能和不同政黨講清講楚，看看他們有否任何不合理的期望。「我可以告訴你，民主派裡面，大多數人認同我的理論，只是不敢開宗明義地向外表達，或者沒有我去得那麼盡。飯盒會也說了很多次，要與中央溝通啦，口說要與中央溝通，但他們有否做過任何實質事情呢？」
話說回來，湯家驊同意現任特首是目前社會撕裂的罪魁禍首之一，如果對方連任，對香港將不會是好事，而且機會頗大。到時候如果政局變本加厲，沒有最荒謬，只有更荒謬，溫和派會否變成激進派？「假設溫和派都去抗爭，即所有人都變成激進派後，假若再有談判的對話機會，那麼誰人去談判？有人說，到時回頭再傾吧，但臭罵對方後，心中總有一條很深的刺，對話還能否成功？相對來說，當政治環境極之惡劣時，溫和派可能要韜光養晦，保留實力，堅持不肯歸邊，當有機會透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時，就可以應運而生，因衰而立。這個理論呢，就連民主思路內部也有不同意見。」他坦言自己身為溫和民主派，永遠不會妖魔化對手，是因為妖魔化對手對爭取成果沒有幫助，反而有阻礙。聽到這裡，我立時想起上期莊偉忠訪問時說過類似的話，當年他成立安信，務求改掉所有減低成果（賣盤價錢多少）的惡習，世事本來就很微妙，對嗎？
說回湯家驊的人生歷程，話題同樣認真，但他的臉容語氣明顯輕鬆得多，笑聲也隨之增加。小時候他的家庭環境很差，窮困是其一。「試過沒錢開飯，要問人借錢才有飯吃。最窮是我出生不久的時候，一家八口住在春園街不夠一百呎的板間房，兩張床一張是爸爸媽媽睡的，另一張是四兄弟姊妹睡，兩位大哥就睡在地上，吃飯要開張摺檯，坐在床上吃，和現在住房差不多。」另一困境是家暴。「爸爸是一個非常暴躁的人，自有記憶以來，他就開始失業。他在內地學醫，因為怕血學不成，來港後做記者，《星島》、《新晚報》等等報紙都做過，但很快失業，脾氣變得非常暴躁。最誇張的一次，爸爸在廚房拿了菜刀出來要斬我們。自此我知道極端生活是怎麼樣，或者我經歷過，所以看事情比較『化』。」
text - Nic Wong
photo - Ming Chan@DoubleMWorkshop / 協力 - 金成
全文請參閱160期《JET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