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《大時代》發生在現實社會，我們確信方進新的角色，非林本利莫屬。

方進新為人聰明善良正直勇敢，林本利的性格與角色相差無幾，同樣氣質樸實儒雅，面對大財團卻無畏無懼。聰明善良的他早年寫畢業論文，提倡電力市場早該開放，二十年後的今日，政府才施施然進行有關諮詢，可見他比政府走前二十年；正義的他抵受得住威逼利誘，婉拒過地產商無數次的銀彈攻勢，亦兩度收過大財團所發出的律師信，務求逼使他封筆收聲，最後他勇敢地以理據反駁，法庭亦判他勝訴。

現在再說《大時代》可能過氣，但92年的劇集今年重播依然鬧哄哄，就是因為香港股市再度熱騰騰，像丁家五蟹喜歡欺壓良善的混蛋集團愈來愈多，能夠像方進新站出來義正辭嚴直斥其非的人又愈來愈少，所以我們應該珍惜林本利。雖然我們知道方進新的下場，不幸被丁蟹打死，幸好林本利身邊未有丁蟹這類好友，現實世界的財閥集團還未至於可以隻手遮天，他可以繼續發聲，面對不公義隨即出手筆伐！看他早年狠評電盈、理工，近月來就投訴安盛，今天我們找到他，繼續與我們暢談電力、評東江水、說樓市講股市。林本利狙擊權貴，只憑數據不留半點情面，但他知道我們把他比喻《大時代》方進新，他又有點靦腆說：「我邊有佢咁靚仔呀。」

數據都被他看透了
找林本利訪問，先從熙來攘往的英皇道踏進一幢舊式商業大廈，一出升降機就看到他的教育中心，課室相連辦公室一眼望完，大抵只有一千呎，面積連一般補習名校的大堂也比不上。與林本利握過手後，看到他辦公桌上擺放的物件，都是街坊常用的平價盒裝紙巾、價值幾元一支的原子筆，牆上掛著的是保險公司贈送的免費年曆，整個房間裝修平實，感覺親切。「我份人很知足，過去二、三十年的生活水準是一樣，價值觀沒有變過。」那份知足的背後，卻不時顯出他很自信，看來毋須用物質來包裝，然後娓娓道來他對世事的分析。

股市樓市升得快跌得亦快，第一時間當然問香港前景。「你們如此後生，買股票啦！」真的嗎？所說的是後生那句。「過去我叫年輕人買股票，那時候港股是兩萬二、兩萬三點，風險很低，結果今年四月就升上兩萬八呢！」會升上四萬點嗎？「可能五萬添，如果去到廿倍PE。要記住以前爆煲呢，就是廿倍PE！」有時他會說說笑笑，問他是否衝四望五，他答得似是而非，但他深信升到三萬點卻沒有難度。「老實說，上次升到兩萬八千六，爭一千多點而已，但我不鼓勵人身，其實買股票應該在股市平靜、大概十倍PE的時候才買。香港平均PE是十四倍左右，現在大概十二倍幾。」處於後政改時代、新型沙士肆虐、希臘債務危機的陰霾下，不會影響後市嗎？「我不是先知，三萬點很大機會吧，但我早已入市，已經賺了不少，升不升上去，對我不大重要。」

林本利天生對數字敏感，坦言最愛看年報看歷史，十句中有八句都是數據。「根據過去歷史，經已有八個cycle應驗了，曾經到頂的是65年、73年、81年、87年、94年、97年、00年、07年，即將會是第九個。通常我不計97年，一般覺得它是政治市，慶回歸而已，不計的話，即是平均每隔七年左右就摸一次頂，所以我大概知道14年尾開始，大概又會再來一個高位。」他自信而不囂張，淡淡然提出他早已看穿一切。「我對數據特別敏感，通常比別人早一年半年看到，然後懂得部署。」

他另一個自信位，是一早看穿了香港的經濟。「香港零售市道差，其實我在去年五、六月已經看到，並非等到今日。去年六月，自由黨議員方剛找我做自由行的報告，那時候我有點猶豫，深怕太政治，但初步看到數據已覺得很不濟。」到底是哪一方面不濟？原來近十年的香港太依賴自由行了。「去年五月，梁振英提出自由行要減兩成，於是六月的數據就已經開始回落，尤其是奢侈品，如黃金、手表等零售行業。依照數據顯示，由04至14年，自由行不只帶旺了經濟，對基層的得益也很大，零售業的前線人工升幅，等如舖租升幅，平均升了八成多。他們底薪低，但bonus是底薪的三倍，本來長期都是月薪一萬，但近年平均月薪增加至近兩萬。」難怪我們以為民怨四起之際，社會上的確有一班基層支持政府執政，像政改民調每每有近五成人的結實支持，不無道理。

遲到好過無到
本以為他曾替《蘋果日報》寫社評，現時執筆《壹週刊》專欄，立場肯定極右，事實卻並非如此。「當我在11年提早退休，沙膽虹（《蘋果》前總編輯）找我寫專欄，後來寫社論，但自去年九月中，我沒再幫《蘋果》寫社論，你大概也明白吧。他和我同年，想法跟我、盧等比較接近，但現今《蘋果》的路向偏向本土一點。」如果用現今政治兩極化來劃分，林本利絕對可被歸類為左膠之列。「我們這班人，從八十年代一直傾，傾到現在依然甚麼都沒有，所以年輕人要走激進路線，我很理解。不過我始終從事經濟方面，比較講求效用，像我不斷批評財團廿幾年，哪怕遲了一點，但過去幾年終於看到有些成效，例如最終落實了競爭法、打擊發水樓、一手樓買賣採用實用面積計價，這些事我嘈了十幾廿年，當中有很多挫敗，但始終都要講道理。」

遲到好過無到，林本利身為財金專家，頗滿意今年的財政預算案。「官員年年都講經濟是四大支柱產業，但今次一開始就說創意產業，撥出三億配對基金給予藝團，其實早在五、六年前，我在各個表演藝術發展委員會擔任委員時已經提出，希望政府商界大學等一齊參與。本身我們有自由創作的空間，是時候想多一點生活條件、質素、環保及文化等，類似八十年代的南韓。」看過《逆權大狀》，就知八十年代的南韓是怎麼樣。「當年很多大學生投擲燃燒彈，後來政府醒覺並改革總統選舉，又知道那時過份偏袒大財團，於是開始經濟多元發展，支持很多創新產業，到現在的手機、電影、化妝品等等輸出國際，年輕人終於看到他們的發展空間。當然香港現在走這條路是遲了，可是我們也應該要朝著這方向嘗試。」仿傚八十年代的南韓，亦即代表比別人走遲了至少三十年，不過他始終深信——遲到好過無到。

全文請參閱155期《JET》。